《诗人们的政治》

伊本涅塞尔·爱略特在他的一首诗的前言里说，“一切真正的诗人都是热烈的政治家。”绅士式的批评家们在埋怨诗和政治相结合总是损害了政治，并且给诗带来了不幸。但是这些了不起的鉴赏家肯定是错了，假若荷马、但丁、弥尔顿、考伯尔和彭斯都是伟大的诗人的话。为什么感情敏锐的诗人对于那些与人类最有深切关系的事物，就应该比其他的人发生较少的兴趣呢？事情恰巧相反，真实的情况也正是如此。除了热情充沛的真理——最为精粹的哲学——除了植根于我们内心深处的、光辉无上的花朵所表现的那种精神气概，诗还能是什么呢？难道《哈姆雷特》里面就不存在政治吗？《麦克佩斯》——《华伦斯坦》的剧情以及伟大作家们的其他上百部的作品，不都是崇高的政治论文吗？一切真正的和不朽的诗，都生根在生活的事务中；例如彭斯的诗，假如不反映他亲身经历的那个可惊的时代的丰富色彩，则将会丧失一半的价值，并且被人遗忘，甚或变得默默无闻。我们的下一代将从什么地方去寻找一七九三年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呢？究竟是立场改变的柏克将会告诉他们，官衔只不过是英国金币的烙印呢？还是他们从彭斯的作品和他的一生中才学习到，在某一个向着丑恶进击的时期里，哪怕冒着危险，甚至对他来说危及生命，也都确有必要去宣称，“无论如何，人才是真金。”

世界上灵魂伟大的人们引吭高呼“自由!”不是徒劳无功的，尽管刀枪剑戟的撞击，或暴君们的残忍和狡猾，时常淹没了这呼声。希腊的荷马和德摩斯梯尼，罗马的西塞罗，中世纪的诗人和殉道者，以及晚近时期里彭斯、康伯尔、雪莱、拜伦和爱略特的呼声，已经使全世界都嚷着自由！并且这个呼声还在继续，不到暴政消灭是不会停止的。

历史能够提供许多事实，证明诗在按照它的意愿来范铸群众的思想时，是有着巨大影响的。例如十三世纪的但丁，揭露过错误，嘲笑狂妄的教会在窃取政权时所提出的种种要求，并公开抨击它在自己领域里的为非作恶。在英国，乔叟做了同样的事情；大卫·林赛爵士，苏格兰的乔叟，极口鄙弃当地的僧侣、教士和免罪符贩卖者们，到了难以尽述的地步，他的讽刺更是永远难忘的。诗人们的这种攻击，当时被说成是凡夫俗子的无知和嫉妒在那里喋喋不休！然而，随后又是怎么样呢？时间终于宣称，这些诗人的言行乃是真理。这群腐朽的家伙被群众的愤怒和责难驱逐掉了，只留下一个臭名和一番教训。我们吸取了我们民族诗歌中这一伟大的，固有的力量，因此要提倡把诗人写作所发展起来的、具有指导性的政治原则，放在我们的读者们的面前。这些篇本身的强有力的和明了如画的语言，最能完成此项任务——这种语言时常是火热的，而用字又总是文雅的。我们寻不出理由，为什么伟大的真理不应该被一切人所知晓，哪怕是用诗的语言把它说出，或用诗的隐喻使它为人们所理解。

诗人们和他们的诗作，对人类命运具有广泛的影响，并且还将继续产生这种影响。他们以最有光辉的智力武装自己，不仅把他们的主张告诉了他们自己所处的时代，还让这些主张去影响后来的时代。“生气勃勃的思想和热火熊熊的语句”已经离开暗藏的密室，使人类从漠不关心的睡眠中惊醒过来，鼓舞他们投入行动，摇撼事物的久已牢固的基础，革除软弱无力的精神状态，并且把人当作有道德、有智力的人，上升到一个更加崇高的领域中去。

伍蠡甫译 林同济校

（根据《宪章主义通报》1840年7月11日，收入英文本《宪章运动著作选》，外国文书籍出版局，莫斯科，1956年）